懷海德曾說：“生命有要求原創的沖動，但社會與文化必須穩定到能夠使追求原創的冒險得到滋養，如此，這種冒險才能開花結果而不至于變成沒有導向的混亂。”

上世紀中期以來，思想學術界出現了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：一批定居歐美的華人知識分子成了研究中國問題的重要力量。他們雖然已經是別國公民，但出于對故國未來的“忍不住的關懷”，苦思經年，奮筆著述，往往能發國內學者所未發之創見，并能引領思想學術風潮。這不能不說是民族的幸事。

這個群體以史學家與哲學家為主，前者有許倬云、黃仁宇、唐德剛等人，后者有林毓生、張灝等人，而且這個群體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朋友，也可以說，他們是一個自覺的、松散的學術聯盟。

林毓生先生是殷海光、哈耶克兩位先生的關門弟子。上世紀70年代中期，他提出了重新認識“五四”的問題。在他看來，“五四”思想的最大缺點是激烈的、全盤的反傳統主義，“五四”借此與此前的時代劃清了界限，同時也產生了很多直到今日仍未解決的問題。林毓生受“五四”思想弊端的刺激，結合他多年浸淫西學的經驗和見識，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命題：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。后來李澤厚先生針對林先生的這個提法，又提出了一個修正命題：中國傳統的轉化性創造。二人的指向雖有不同，但對中國思想傳統需要進行轉化以適應、引領國家的現代化的認識卻是相同的。

《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》集中反應了林毓生先生對上述問題的深度思考。這是一本文集，寫作時間始于1975年，終于2010年左右，可謂跨度不小。也可以說，這是林毓生先生最重要的兩三本著作之一。

林毓生從多個角度論證了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的必要性。在他看來，非舊無以開新，所以首先是要承認中國思想傳統的價值，這是進行創造性轉化以適應時代需要的前提。不過，林先生雖然提出了這個重要命題，但并沒有完全解答這個問題：如何對中國思想傳統進行創造性轉化呢？當然，林先生提出了一些比較帶有方向性的解決思路，但這種解決思路缺乏一個邏輯嚴密的框架。

當然，這并不表示這本書不重要。在我看來，它的重要性體現在下述兩個方面：一，他對轉化的必要性的深入、充分的論述；二，他對中國人思想方法的指弊。比如，他雖然贊成科學，但反對科學主義；他雖然贊成邏輯，但認為只懂邏輯并不能產生創見等等。

從另一個角度說，林毓生提出的這個問題，應該得到更多思想、學術界人士的深入思考、論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