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華網上海12月17日電（記者何欣榮、葉鋒）17日，上海市政府公布“國資國企改革20條”，對發展混合所有制、加強國資監管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等作出部署。上海國資在地方國資系統中體量最大，也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后第一家推出改革方案的。專家預計，在“第一槍”的示范效應下，從現在到明年兩會，將是各地推出國企改革細則的高峰期。

發展混合所有制：改變“一只手壓倒一片手”

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，是三中全會提出的精神，也是此次上海國資改革的重點。

其實，地方國企對于混合所有制并不陌生。通過上市，引入多種資本成分，是地方發展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手段。目前，上海國資系統擁有超過60家上市公司，核心國有資產證券化率達到36％。深圳等一些地方的國資證券化率甚至還要高過上海。

“新一輪國資改革的關鍵，不只是提高國資證券化率。而是通過上市和股權多元化，切實改善公司治理結構。”國資改革專家、上海天強管理咨詢公司總經理祝善波說。

完善公司治理結構，首先要從股權結構做起。復旦大學企業研究所所長張暉明指出，在很多上市國有企業，國有股呈絕對控股地位，持股比例達到70％左右。“在這種局面下做決策，別的股東再有異議也沒用，因為國有股一只手就可以壓倒一片手。”

祝善波認為，在大多數競爭性的領域，國有絕對控股其實并不必要，相對控股、參股都是可以的。未來國有股可以通過減持，或是引進新的戰略投資者，來實現股權結構的完善。

事實上，上海已經邁出了這一步，比如平安信托入主上海家化，弘毅投資參股城投控股，都體現了上海國資對待非公有資本的開放態度。“這樣政府就可以從管企業中脫開身來，轉為管資產，專注于國有資產的投資回報率。”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王建鉚說。

回歸“企業家精神”：不能既當高官又拿高薪

國企改革，最難改的其實是人。公眾比較深切的感受是，很多國企領導人更像官員而不是企業家。事實上他們也是有行政級別的：很多中央企業負責人是“副部級”，地方重點國企負責人是“副局級”……

國企行政化色彩過濃的弊病，現在已經看得很清楚。比如，企業家強調冒險和創新精神，而官員則趨于保守。一個國企負責人，如果在任時不犯大的錯誤，基本可以舒舒服服干到退休。還有一些國企負責人，一邊享受與行政級別掛鉤的各種資源，一邊還拿著市場化的高薪，公眾對此頗有意見。

上海此次出臺的國資改革意見中，國企“去行政化”是濃墨重彩的一筆。意見明確指出，要推進市場化導向的選人用人和管理機制。具體措施包括“全面推行國企領導人任期制契約化管理”、“合理提高市場化選聘比例，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企業，積極推行職業經理人制度”，等等。

當然，“去行政化”是一個漸進的過程。“對于國企一把手，短期內全部取消行政級別可能有點難。但可以采取這樣的辦法：有人不適合干企業，就讓他退回政府行政崗位。有的臨近退休，退休后再用市場化選聘來招才。總之這個方向一定要堅持。”王建鉚認為。

張暉明認為，在通過“去行政化”、讓國企負責人完成“身份轉換”后，建立長效的激勵約束機制才能提上日程。對此，上海國資改革意見提出，對符合條件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，可實施股權激勵或激勵基金計劃。人力資本密集的高新技術和創新企業，可實施科技成果入股、專利獎勵等激勵方案。與激勵如影隨形的是約束。意見同時提出，要健全與長效激勵相配套的業績掛鉤、財務審計、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等約束機制。

建立分類監管：避免公益性國企損害百姓福利

在現實中，人們會經常碰到這樣的困惑：一家壟斷型國有企業，如果虧損了，外界會指責它造成國有資產流失。如果賺錢了，而且賺得很多，外界又會認為它憑借壟斷地位與民爭利。

這個困惑，實際上是國企功能定位不清的問題。北京師范大學公司治理與企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華指出，在現實生活中，一些具有壟斷性質、本該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國企，卻存在過度市場化的傾向。“對于這類企業，考核它的指標不應該是賺多少錢，而是能否向公眾提供高質量的公共產品和服務。”

為此，上海市提出，要明確國企功能定位并實施分類管理。競爭類國企以經濟效益最大化為主要目標，功能類國企以完成戰略任務或重大專項任務為主要目標，公共服務類國企以確保城市穩定運行、實現社會效益為主要目標，并引入社會評價。

顯然，實施分類監管后，國企不再是簡單地追求“資產保值增值或企業利益最大化”，而是在更高的層面上謀求“百姓福利最大化”。這也是國企作為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本意。

當然，就目前的分類而言，各個類別間的界限不一定那么清楚，這就需要對國有資產布局進行再調整。在完善分類監管之余，上海還提出，將逐步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比例，到2020年不低于30％。上繳收益按產業調整、基礎設施建設和民生保障各三分之一支出。“不能讓國企賺了錢成為一小部分人的超額福利，而應該成為全民共享的紅利。”王建鉚說。

http://news.xinhuanet.com/fortune/2013-12/17/c_118595740.htm